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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p]无论是现实中的广汽重组长丰

2020-02-17 3人读过

无论是现实中的广汽重组长丰,还是传闻中的北汽欲购福汽,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的两次“联合”相比,这些并购都算是小儿科。
汽车托拉斯在行动

1958年,一汽成功试制出第一辆东风牌轿车。这一年,正赶上大跃进运动刚刚开始,全国运输紧张,汽车供不应求,部分省市都纷纷上马,仿制、生产汽车。据上世纪80年代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胡信民回忆,1958年仅仅几个月内,除西藏和宁夏外,各省市自治区共设立了上百家汽车厂,试制出200余种各类汽车,但是1959年全国共生产了1.6万辆汽车,其中一汽生产了1.49万辆,其余的总共生产了1100辆。

邓小平提出:“中国汽车工业还处于儿童团时代,要改造儿童团。”1964年9月,在刘少奇、薄一波的亲自过问下,原国家经委批复了一机部《关于试办中国汽车工业公司(托拉斯)》的实施方案,提出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,汽车工业托拉斯是其中之一。同年10月,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成立,该公司接收了 8家地方汽车企业和 7家中央直属汽车企业共计75家,下设长春、北京、重庆、南京等四个汽车分公司,一个轴承制造专业公司,济南和武汉 个汽车制造总厂等。

当时,中国汽车工业的管理体制是单一计划经济,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对国家投资、地方投资的汽车和汽车轴承两大类制造企业进行直属管理。因此可以说,这次汽车托拉斯行动,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“兼并重组”。可惜的是,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汽车托拉斯计划受阻。汽车托拉斯筹备者、一汽第一任厂长郭力的女儿回忆说,当时郭力被打成了“走资派”,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。

此后的70年代,国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,将大部分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,只保留了少数几家大型骨干企业由中央直属管理。汽车托拉斯——中国汽车工业兼并重组的第一次尝试宣告终结。“汽车托拉斯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次改革尝试,为后来提供了经验和思路。”原一汽第二任厂长的秘书、现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滕伯乐说。

汽车联营昙花一现

70年代初期,中国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,除西藏外,全国各地纷纷以“大会战”的形式组织汽车生产。1970年和1971年两年内,国内又掀起一股造车潮,全国汽车整车生产点多达100多个。滕伯乐介绍:“仅江西一个省就有14家汽车厂,生产北京吉普车的有近十家,生产解放牌、跃进牌货车的各有20多家。”

在此背景下,汽车工业迎来了第二次“兼并重组”。1980年,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成立汽车行业调整规划协调小组,制定并颁发了《全国汽车工业调整改组方案(试行)》,批准成立以工业城市、工业基地为依托,以生产同类车型骨干企业为基础的汽车联营公司。东风、南京、重型、解放、京津冀和上海六个汽车工业联营公司,以及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联营公司就这样诞生了。

在此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“兼并重组”案例。1964年和1968年,国家先后建成了重庆重汽和陕西重汽。1977年,为了解决“缺重少轻”的问题,国家规划建设第三汽车厂,但一直到70年代末,也没选到合适的厂址。“这时建设三汽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,大家认为不应该搞这么大的规模,应该利用老厂进行改造,于是将济南汽车厂、重庆重型汽车厂、陕西汽车厂联合起来,成立了重型汽车联营公司。”胡信民说。

但到了后来,考虑到尊重市场规律,国家的政策出现变化。1984年,国务院要求,不要搞全国性高度集中的经济实体,要给一汽、二汽等骨干企业自主权,要在国家计委单独立户。同年10月,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提出政企要分开。

如此,在扩大企业自主权,实行政企分开的进程中,汽车联营难以为继,第二次兼并重组就此淡出历史舞台。滕伯乐说:“无论是托拉斯还是联营,思路都没有错,都是探索和尝试,取得了经验,也暴露了问题。”

汽车集团公司挑起大梁

1994年,我国汽车工业第一部政策性法规《汽车工业产业政策》正式颁布。1995年1月,在全国贯彻《汽车工业产业政策》座谈会上,国务院指出,要大力促进骨干大型企业之间的联合,最终形成几家大企业集团,要按照市场需求,多方面协调配合,绝不能“遍地开花”。

此后,汽车企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掀起了新的兼并重组浪潮。1995年2月,一汽兼并购买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份,成为中国汽车工业“强强联合”的第一个开端。1997年末,一汽集团已经拥有成员企业270家,年产能力40万辆,成为跨部门、多层次、多功能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。

这一时期的兼并重组案例还有很多,如仪征汽车制造厂重组成为上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;五菱汽车同上海汽车、通用汽车合资组建上汽通用五菱;安徽奇瑞加盟上海汽车,组建上汽集团奇瑞汽车有限公司;江苏悦达起亚汽车同东风汽车公司、韩国现代起亚集团重组为东风悦达起亚等。但最著名的当属一汽和天汽的重组,成为当时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联合重组,

有个插曲值得一提,前文提到的中国重汽,由于多方面原因,效益并不理想。2000年前后,中国重汽反“兼并重组”而行之,一分为三,分别成立中国济南重汽、重庆重汽和陕西重汽,各自开发市场需求的产品,后来,三者都有长足发展。

“以前天津汽车主要靠大发和夏利运营,天一重组后,把天津汽车发展起来了;而一汽原来没有微型车,重组后扩大了产品范围,一汽也有所得。”滕伯乐评价说。

兼并重组政府不能拉郎配

如果把中国汽车工业兼并重组的历史划为两个阶段,汽车托拉斯和汽车联营应当归为一个阶段,两者都属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主导行为,汽车企业集团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主导行为。1992年,中国汽车产销100万辆,2000年这个数字达到200万辆,2002年进一步达到 00万辆。2009年,这个数字已经锁定在1000万辆。从数字来看,90年代前后开始出现的汽车企业集团更让人兴奋。

在市场体制下,2007年底,上南合作成功。今年年初,国家发布的“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”明确提出,鼓励“四大四小”在全国或地方范围内展开兼并重组,争取在 年内完成。此后,广汽成功并购长丰,兼并重组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

中国汽车业的兼并重组是一个较长的过程。目前,我国实行“权力分割、财政分灶”的制度,汽车在地方GDP增长中,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因此,许多地方政府不愿意自己辖区内的汽车企业被重组兼并,从而给兼并重组带来了难度。华晨汽车董事长祁玉民曾表示,由于汽车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,地区与地区间利益错综复杂,颠覆性兼并重组至少还要等5年。

此外,中国人口众多,并且刚刚进入汽车社会,汽车千人保有量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。广阔的市场给中小汽车企业提供了生存机会。滕伯乐说:“兼并重组已经推进了一大步,但从行业角度讲,任务还很艰巨。”

“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,在兼并重组上,同样也要考虑中国国情。目前美国有 大汽车集团、日本有11家汽车企业。但我们没有必要一定局限在 到5家。”滕伯乐认为,“四大四小”政策,谁跟谁靠拢,并没有明确定下来。如吉利、长城这样的民营企业,只要产品做得好,照样可以在兼并重组中存活下来,甚至兼并别人。

滕伯乐说:“‘四大四小’只是一个概念。规划说 年完成,但这只是一个目标性建议。兼并重组关键是要从产品入手,让市场、规划、技术、人才、管理、文化等各方面互补共赢,政府不能拉郎配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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